没有本质区别。

北宋167年就完蛋了,明朝167年的时候是嘉靖十四年(真巧,没几年就庚戌之变了),在此之前明朝的党争烈度比较高的两个时期是夺门之变和大礼议。
夺门之变(朱祁镇杀于谦)可以对标南宋的赵构杀岳飞,人均迫害妄想症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杀死了功高震主的大臣;不同之处在于夺门之变的后续发展是很快李贤就斗倒了徐有贞、清算了夺门派(虽然出了不少意外);秦桧不但权倾朝野寿终正寝还死后封王子孙富贵,主和派只有秦桧系受到一定冲击但依然把持朝政。
大礼议和司马光-王安石党争很接近,表面上是大臣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臣权和皇权的斗争、是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不同之处在于大礼议最后以皇权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开启了“嘉靖革新”成功给明朝续命(虽然效果一般);而“王安石变法”却因“元祐更化”被废,党争前后近五十多年直到北宋灭亡,保守派和改革派更迭执政党争不断。

南宋其后的党争主要有庆元党禁和韩史争权。
庆元党禁勉强对标张居正打压心学,北宋的程系理学发展到南宋的程朱理学不断壮大和过去的正统道学爆发冲突,反理学派的权臣韩侂胄贬死理学派的权臣赵汝愚后大权独揽,开始大力打压贬斥理学派(同时凡是反对他的都打入理学派)、禁毁理学书籍并禁止理学派(以及和理学派有关的)成员参加科举考试;张居正打压心学力度相对较小,因为他本人也是受心学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封禁各种私人书院(争夺话语权巩固统治)并打压心学派中比较激进的(例如何心隐),但没有把心学贬为伪学邪说。
韩史争权勉强对标严嵩-徐阶党争,高宗死后的孝宗发起过隆兴北伐(失败了)、主战派有所振作,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也失败了)、主战派更加振作(还废掉了秦桧的王爵),结果主和派史弥远在金国的示意下发起政变杀死韩侂胄(首级被送到金国,当然这也是韩自己作的)取而代之大权独揽(又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徐阶打倒权臣严嵩取而代之,但没有酷烈到政变暗杀的地步、严世蕃被斩也是典明正刑,虽然徐阶也是比严嵩强不到哪去,但仅就党争烈度来讲确实没有韩史严重。

明朝最严重的党争是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直到弘光元年长达51年(时间长度和北宋新旧党争差不多),主线是东林党和其它党派争权,比较大的事件就是“争国本”和魏忠贤专权。
南宋同时期面临着蒙元的巨大压力,巨大的外部压力(压力得足够大)一定程度上能使内部更加团结,所以南宋末的党争烈度没有明末高。
明末党争一开始是万历发起“争国本”试图分化群臣增强皇权,奈何被群臣联合起来抵制,其中支持太子最坚定的就是东林党;后来万历认输开始消极怠政,东林党壮大引来其它党派的围攻;万历死后东林党达到极盛开始强力打压其它党派,结果其它党派联合起来勾结内廷形成阉党打倒东林党;天启死后阉党又被打倒,此后朝廷多党并存互相扯皮非常混乱。

总的来看宋朝的党争和明朝的党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主要是明末党争让明朝党争问题更加突出也更加严重,南宋末要是没有蒙元这个强敌指不定内斗成什么样呢。

本质上没区别,党争的根源都来自于既得利益的分配不均。
北宋党争起源于新旧党路线冲突,落脚于对政权的争夺;明末党争起源于争国本,也是路线冲突,落脚于对政权的争夺。二者大同小异。

宋代党争从元佑开始才算真正入戏,明代党争要等到万历十八年争国本才算出头。之前的党争要么直涉皇权动刀弄枪(靖难夺门),要么互留底线(哪日天子手滑)范围有限(内阁几个大佬互相装孙子)。所以讨论两朝党争,得先声明的第一个区别就是,这俩一个玩儿了两百年,一个才打了五十年(不算南明),时间是大问题。我们把讨论就划在这个范围内。
在这个基础上,我提一个看法吧。宋代党争更有秩序也更无下限,明代党争更混乱也更彩笔。或者说,宋代像召唤师峡谷,对线运营;明代像大乱斗,上去就打。
宋朝自熙丰变法以来,出现了一个所谓“国是”的东西,大概是后世所谓“举国一致”的意思。各党各派执政后都要拿出一个“国是”来作为政治指导,谁不服从“国是”就干谁。比如王安石章惇的“国是”就是变法,司马光文彦博的“国是”就是守旧,张浚韩侘胄的“国是”是打(白)仗(送),秦桧史弥远的“国是”是议(投)和(降)。这种情况下,谁赢了谁就能一家独大,狠一点儿弄得万马齐喑都不奇怪。自古以来,朝廷运行就是政府加舆论,宋代尤其是南渡以后,执政者同时控制政府和舆论是很常见的事情。而明朝不然,制度下内阁没有统御六部的权力,对六部控制力多大全看首辅个人微操;因为内阁本质上是皇帝秘书,权力来自内朝,那么必须联合司礼监使内朝统一才能算强势政府;对于台谏更是京察之外没啥办法,言官骂皇帝还得捏着鼻子帮他们求情。
这就带来两个区别。一是熙宁以来,宋代党争非常“规范”。政坛大佬一般是既有政治党派又有学术后盾,自身带一个或者能创造一个“国是”,并能招徕足够的班底去执行。比如王安石自己有三经新义,反对派有蜀学洛学;庆元党禁之后政治人物无不是要在理学和反理学之间站队,哪怕秦桧也是先舔洛学后用新学。有了自己的“理论指导”,就可以以此考试,培养下一代。所以宋代朋党争斗的时候一旦找准机会,党首就可以唆使小弟群攻政敌,一番恶战决出胜利者,完整地接过政府权力,之后提携跟班,掌握言路,划定科举,清除异己,完成长期执政。当然有的能走到长期执政这一步,有的连找出机会都很难,这是能力和局势有别,没办法的事情,秦桧史弥远都是风云际会完成的独相,周必大留正的运气就一般,李纲虞允文更是相位上就被骂得里外不是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明代党争显得很混乱很喧杂,大家在政见学术上基本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谁来干,最有学术理想的东林拿出来的居然是“整顿世风”这种道德上的扯淡玩意儿(自己还不遵守),自然就成了纯粹为了权力而咬人、跪人的疯狗。毕竟明代党争起于争国本,而争国本期间所有官僚想的都是泰昌即位,大家一致对付万历,本质上有什么政见分歧呢?因为制度上的原因,明朝很难形成“举国一致”的政府,所以执政者和言路如同寇仇,动辄得咎,有效执政时间普遍短暂,跟有一半时间是权相当国的南宋完全不同。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去职时都几乎是身败名裂的状况。到了最后言官完全无视政府,党派内部的小臣对党魁都不在乎,杨涟攻魏忠贤时,根本不听内阁首辅叶向高的意见——东林这组织性纪律性,也配叫“党”?
另一个就是斗争底线的问题。因为宋朝党争后往往不用和人凑一个联合政府,所以斗争底线极其恶劣,为了“国是”无所不用其极。道学领袖朱熹为了给还在丧期的皇帝洗脑,连狂吠了一辈子的克己复礼都不在乎,为了给自己朋友老爹留面子,写富平符离时完全丧事喜办;金人的必杀飞始可和,欲太师首级,辱国巨甚而能照办不误;从赵鼎张浚俩废物的意气之争,到端平入洛史嵩之克扣粮饷,什么都干得出来。晚明党争最恶劣的后果是熊廷弼袁崇焕两案,相对风波亭之无耻还是有差距的。当然,以我个人对南明诸公的观察而言,他们南渡之后,恶斗程度恐怕要比南宋还要更上一层楼。但这就不在讨论范围内了。

一旦发生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你去问,问就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话是没错,每个人都拿这话说事不就显得搞笑了
宋明党争你说是为了利益未免太简化了
实际宋王安石之前的,虽然有阴谋诡计,争执的交点是关于如何改革,两派都有道理,你可以对标这两天的英国人为了病毒在那辩论,你一定要说一派完全是在胡说八道那也过分,总之都有道理,之后讲着讲着才开始阴谋诡计特别是王安石上台后更是没有底线
明,明面上是为了国本,实际是君臣对抗,是世宗为了掌权用的阳谋,之后的风水轮流转,本质上是世宗皇帝玩弄权术,与其说党争不如说游戏只不过是皇帝的游戏

我的历史不太好,也就看过一篇论文。
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非常明确在明朝时期产生二手房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远超宋朝,说的这两个条件其实并不成立;具体来讲宋朝和明朝之间的党政有何区别的话,我个人认为没有区别。
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力求将对方的政治影响全部消除,所以在某一个派别上位就会将对方的政策全部废除并进行贬低,而且党争中的民生传统会成为攻击变革的力量最终改革半途而废。
如果说宋朝的改革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并有皇帝参与在内的话;明朝的权力斗争体现在取得皇帝支持的一方会成为王朝的主宰者,而不被皇帝支持的派别会遭到排斥,但不会因此而成为敌对派别被清除的理由,只是在国家政事上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明朝的皇帝是仲裁者,正是因为如此,当皇帝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力的情况,王朝的灭亡就不是幻想了。黄仁宇认为万历十五年是明朝衰落的时期,原因也应该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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